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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间互相残杀已经有几千年了，不论你是用木棍袭击敌人的头部，还是用刺刀从后面攻击，或者让他生病，这并没有不同。再说，他早晚没准也会得这种病。”

在上海的仁和医院的尸体解剖室内，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在几名医生的努力下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死者并不是死于普通的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

“军队效忠国家、效忠议会！军队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严格遵守法律，不得介入党派之争，私纠之争！”

在宋园路穿着青衫的中年人一边听着演讲台上的荪先生的讲话，一边不断的发出咳嗽声，中年人只觉得自己浑身无力，头重脚轻，脑袋像被锤子狠狠敲打一般痛苦，额头上不断的冒出虚汗。终于再也坚持不住的中年人瘫软的倒了下去。

口号是动人的，但是行动往往更能吸引国民，大多数国民会作出对自己有力的选择。而共和党、进步党和中华革命党现在只是竭尽所能的争取更多的选票，毕竟即便就是无法单独组阁，也要在争取尽可能多的议会议席，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之中。

自己虽然要求药厂储备抗重感冒的中药、制造大量中成药，但是那些药物却因为没有自己的命令，至今仍然测有划拨到急需药品的学校、军队，甚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药物的用途，当时不过是自己拿着配方与生产工艺流程资料，以军需品的名义要求药厂生产。]

甚至于连复兴竞选总部原本计划的进行的一场全国同时进行的助选游行，同样被紧急委员会要求取消。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它将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全国每一个城市参于、参于人数超过数百万人，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千万。

所谓的“重感冒”或是“骨痛病”实际上就是“西班牙流感”，尽管自己早在半年前就在全西北强制推广第二次爱国卫生运动，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军队、西北流感已经传播开来，仅远征军就有超过两千名官兵感染，上百名官兵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这种可恶的病毒。

重感冒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国。

圣叶卡捷琳堡的边防陆军野战院所在的一处的庄园内，充当病房的房间内到处都是血迹——被单上、衣服上，一些躺在的帆布行军床上的病号正在咳着血，还有一些病号从鼻子甚至耳朵往外冒血。

共和七年10月15日，全国有超过百万人参加这次由各党派发起的大规模的助选游行，参加游行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大声呼喊着各党派的竞选口号，为那些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竞选口号呼喊着。

上海流感防控总部每天都召集有关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各单位汇报情况，清查漏洞。全体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地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也焦急地期待情况的好转。在上海租界的防疫工作也抓得很紧，甚至为了防控病情的传播，除了学习由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制定的预防隔离制度外，租界公部局甚至派出万国商团、巡捕在租界与华界出入口拉起铁丝网，以防止华界的病情渗透进租界。

“……这些血却不是他们外部的伤口所致，大部分是士兵的鼻血。有些伤员还咳血，甚至有一些伤员耳朵出血。有些人咳嗽非常厉害，死亡后的尸体解剖表明，剧烈的咳嗽甚至导致他们的腹肌和肋软骨撕裂。还有很多人受剧痛折磨而发烧、说胡话，几乎所有尚能交流的官兵都抱怨说头疼，就好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似的。他们还觉得身体剧痛无比，甚至连骨头都快痛断了。”

但凡是看到停尸房内的惊悸场的人，无不在日后被多年的噩梦苦苦m.hetushu.com.com纠缠。甚至一些护士在看到那一切之后，长年都被噩梦缠绕着，她们常常都会想起停尸房中的那些码放在一起的尸体，那些年青的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这场几无征兆的疫病之中。

“明山！我这两天就会返回西北，防治流感的药物正在运抵，相信不久之后，病情会有所下降，记住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稳定！甚至喀山！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可以暂时撤下来！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一点必须要和俄国人勾通好！”

各个医院派出的医护人员一户不漏地天天检查，不放过一个可疑情况。警察相当严格地控制了整个地区的人员出入，基本上做到滴水不漏。西北式的“现在代”预防隔离的根本原则就是“画地为牢”，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上海的绅亨们并不介意在短期内向隔离区的居民进行捐助，用于购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食品、燃料。

为了严格执行紧急防疫令，借助军警采取最为极端措施，以做到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一切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商场和学校、对军方以及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人出门必须要配戴口罩，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

这句西北的信条，在这个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有人都在坚持和绝望之间徘徊着。就在人们处绝望时，边防公署发布了一则新闻通告，让在坚持和绝望之间徘徊着的民众再一次燃起了希望。

几乎没有征兆的突如其来重感冒袭击了远征军的军营，尽管各个军营在第一时间执行了防疫应急条令，立即将所有感染重感冒的士兵隔离，军医们竭尽全力控制病情，他们上溯这些病人曾经接触过的人，并将这些人也隔离起来。但是，这种疾病的暴发性太强了。

最原始的生物战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汉武帝远征匈奴时，为抵抗汉军匈奴人将死马、病牛埋于水源，从而将瘟疫传染给作战的汉军，并由他们带回中原，最后瘟疫甚至毁灭了汉朝。而其后的数千年中，最原始的生物战不断的在欧亚大陆上演着。

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是重感冒爆发的重灾区，各自各国的船员早在几个月前就把重感冒带到这座城市，当时仅有数百人感染，而此时的上海却宛如战场，重感冒在上海几乎呈现出火箭式的上升。

和历史上的1918大流感一样，在五个月前，重感冒初到中国的时候，不过仅只有几千人感染，在西北因防控得力，甚至无人感染。但是到了在九月底十月初，致命的重感冒在全国漫延开来，西北也未能幸免，即便是与外界半隔绝的军营亦同样扩散开。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的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

尽管在首义纪念日对边防军将士讲话中，先生要求边防军作好在大选后改组国防军，效忠国家而非个人或省属。但是在查明山看来边防军是先生的军队，即便是将来改组国防军后，对外虽然宣誓效忠国家和国会，但是私下中查明山却早和很多边防军的高级将领要求边防军官兵举行秘密仪式，宣誓效忠先生。

10月15日，刚刚经历过首义七年庆典之后的第五天，重感冒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一周之后，京城、天津、奉天、济南、广州、上海、武汉等中国数十座大城市，各参选党派发起了自己的助游行，尽管一些医生力劝说那些组织游行的党派取消这场游行。甚至于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使人致命。

“……即输掉选举，亦不得再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或助选游行hｔtps://ｍ•ｈｅtushu.ｃom•ｃoｍ！”

“X—2基地的使命在于研发可用于战争的病毒性武器，将在未来由军方的化学部队根据引进的病毒执行相应的任务……这也就是生化细菌战的意义所在。”

圣叶卡捷琳堡的边防陆军野战院内，穿着防护服的医生语带无奈的对从西北赶来的防疫人员介绍到。随着病情的漫延整个军营混乱不堪，医院成了战场，原本如体假般的西伯利亚沿线远征军军营的气氛甚至比战场更为严酷。

对于查明山和很多边防军的高级将领而已，先生是唯一值得效忠的对象，他们会效忠国家，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像过去一样忠于先生，如果先生没有赢得选举，效忠国家只不过是表象，边防军无论是属于西北还是国家，永远都是先生的边防军！

七年首义纪念日时，远在喀山的司马在发出的“祭首义英灵”的通电之中，已经向全国承诺，“无论复兴党是否赢得此次选举，都将坚定不移推动建立真正之中央政府，推动军队之国家化。”还在讲话中在要求边防军作好在大选后准备改组国防军的准备。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明山，把口罩摘下来吧！你是保安队的老人了，这样显得太外气了！”

更令人恐惧的是在庄园的花园那座属于园丁住宅内，未及检验、运走的尸体被随意的堆于房内上，房内的尸体像薪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圣叶卡捷琳娜战役时边防军的伤亡，因死亡人数太多，现在医院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待每一具战士的尸体都如圣体一般，只能随意的置于园丁花房之中，西伯利亚的底温，使得房间就是一个天然的停尸间。

为了应对上海县的重流感大暴发，经过江苏省督军署的批准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组建了由医学专家为主的防控总部的指挥下，西北式的“现代化”预防和控制措施被严格地执行了起来。流感传播范围较广的地区全面隔离，多达十四个隔离小区相互分开，成千上万的居民被隔离在隔离区内。

在这个时代，生物病毒的作用并没有被各国所重视，在全世界或许只有巴丹吉林那片沙漠中的X—2基地，开展了以生物病毒为为研究对象的“战争研究服务”项目，由来自美国的传染病专家乔治·哈默克负责领导该工作。

与此同时，无论是段祺瑞的共和党以及梁启超的进步党或是荪文的中华革命党为了与复兴党争夺选票，几乎都计划举行助选游行，复兴党在七年首义纪念日的助选游行效果让他们眼红不已，即便是重感冒亦不能让阻止他们的决定。只不过他们仍然特意抽调资金购买口罩，以提供给参加游行的民众

人们对伍连德和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的信任和崇拜也开始动摇了，开始出现风言风雨，称这种感冒是不治这症，甚至于在内地有些居心叵测之人，开始揣测着司马是不是为了俄国的风骚娘们而流连忘返。

“先生，恕明山不敢奉令！您是西北的主心骨，如果您染病，咱们西北就完了！”

和过去不同，半年前上海租界内的宏仁医院发现第一例“西班牙流感”之后，西北卫生署几乎是第一时间派出医务专家，而这一次西北卫生署仅不过是派来了一名工作人员指导上海建立全面的“预防隔离制度”，相比于上海，西北的重感冒同样非常严重，西北的医务人员甚至只能疲于应对发生在本地的病情。

“决战时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哪怕是在绝境中，坚持就是胜利。”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www.hetushu.com.com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共和七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我们已经确定，从病症和解剖结果上看，应该六个月前的‘巴拿马号’船员带来重感冒已经再次爆发！”

当天下午，先后有上百人染病住院，每个病人都戴上了纱口罩捂住口鼻。各个医院严格地执行隔离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的人在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症状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

司马的承诺无疑让各党派看到希望，尤其是军队国家化，无论它是个美丽的泡沫也好、愿望也罢，至少对于各党而言这是一个机会。是机会人们就珍惜。

从俄国来的微生物专家西奥多·哈夫卡洛夫在参与了X—2基地的生物战争研究服务项目后，曾如对在基地内工作的学生们如此说到。关于细菌战项目的目标，X—2基地实验室的专家、学者，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扰。

致命的微生物病毒，是一种新型的从未有人涉足过领域。在后世被称为生物武器，简单地讲就是用以杀伤人、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病微生物、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质的共称。由于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真菌、毒素都可象细菌一样作为武器使用，故统称生物武器。

查明山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先生的命令，作为保安队的老人，别说是现在戴着口罩，查明山甚至想直接在电话里汇报。甚至有些诛心的想着，最好眼下先把先生完全隔离开来，以免感染重感冒，西北可以离开任何人，但绝对离不开先生！边防军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先生的边防军，如先生……恐怕边防军会向北方集团一样陷入分裂！西北只有一个核心！

在西北各地竞选委员会选择了服从紧急委员会的命令，他们早已习惯服从命令，而在的全国各地对待联合议会紧急防疫委员会的要求，却执着别人看法，他们尚不习惯接受联合议会的命令，而且在他们看来，尽管这场游行事关本选区的未来的选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按原计划准备那场规模空前的游行，七年首义纪念日时，复兴党在各大城市举的十万人的游行助选已经收到良好好效果，现在当然需要再接再励。但是来自复兴党总部的命令却打断他们原本的一切准备。

当他们的畅谈着外争国权的口号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定新约、废租界、除恶债”，他们提出民生时，复兴党提出的是“免捐税、赎土地、兴实业”。相比之下，复兴党可以用大量的实例去说服民众，西北拥有着实际操作的实例。

与此同时，在西北尽管实行着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预防隔离制度”，但是病情仍然不断漫延着，感染的病例越来越多，报纸上的通报数字从最初的三位，上升至五位，甚至死亡病例在短短几天都增加到三百余人。人们从最初的相信和盼望，到渐渐地失望甚至到了绝望。

对于这些病人所感染的重感冒，方子南和同僚们并不陌生，早在半年多之前，他们就得到了从美国邮回的病毒毒株样本，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试验，但受限于技术，他们的偿试是徒劳的。

戴着口罩的查明山说话的声音显得有些不太清楚，按照刚颁布的防疫条令的规定远征军无论官兵除吃饭之外，必须在和*图*书佩带口罩，现在重感冒对于远征军的威胁远远超过了红俄游击队的偷袭。不过仅仅只是一周，就有超过三千名远征军官兵感染重感冒，已经有一百余名官兵死亡。

基地内从事生物病毒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都曾如此安慰着自己。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自我安慰。而此时看着眼前不断的增多的病人，方子南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生物病毒的威力，它的威力甚至比毒气弹、火龙王更为可怕。

即便是在上海取得两具染病尸体进行了解剖研究后，仍然没能取得什么结果。现在方子南只能按照卫生署防疫中心的要求隔离整座陆军医院，同时按照授权要求防疫中心发布防疫令。

灾难往往始于麻痹大意！

没有报纸报道那些医生们的警告，报界更愿意报道规模宏大的集会，而不是这场“小感冒”。毕竟此时感冒的重灾区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至于西北现在的又是隔离、又是停止助选游行，不过是小题大做罢了，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在远征军军营之中，已有数千人感染重流感，人们只看到西北的千余例感染病例。

在上海由数万名亲中华革命党的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延伸了一公里多，数万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尽管他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或许是因为这样喊出的口号并不清楚的原因，很多人把口罩摘了下来，以便更清晰地喊出口号，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在他们喊话的同时，数万人的飞沫弥漫在游行队伍之中。

走出解剖室经过全面消毒后的医生在脱去口罩、防护服后开口对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派来的工作人员介绍到，仁和医院是西北卫生署的合作医院，一直都得到卫生署的捐助，同样是西北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分布在全国的疫情通报单位之一。

“咳……咳……”

司马缓声交待了一下，突然全面暴发的重感冒迫使自己必须要提前返回西北，几个月来因为西北防控措施得力，使得自己和很多人都麻痹大意了，尤其是自己，更是大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

外人不知道，司马本人知道自己早已注射了疫苗，对重感冒早已产生免疫，根本不需要担心重感冒会感染上自己，就像得知婉云在照顾那些重感冒患者的时候，司马同样不会担心，尽管未给其他人接受，但是婉云和少数的几人，早在数月前就以其它疫苗的名义，进行了重感冒病毒的接种。

在宋园路的尽头的演讲台上，穿着中山装的荪文面对着台下民众畅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仍是中华革命党吸引选票的根本，暴力的革命此时并没有任何市场，无论是对于复兴党或是共和党、进步党而言，都是在用民族、民权、民生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只不过相比于之下，复兴党提到了更为清晰的竞选口号而已。

生物病毒的防疫往往与培育共生，以防疫为目的建立的X—2基地在建立后，很自然的便开始从事起了生物武器的培育的职责，尽管其工作非常原始，仅只是从事病毒的选育、但是却起了一个头。

听着查明山的并不清楚的汇报，司马摘掉口罩开口说道，负责自己安全的公署特勤处几乎是在收到重感冒报告之后，就立即对自己实施了半隔离，以避免自己感染重感冒，每一个进出的人都需要经过重重检查，对此司马非常不习惯。

在伊尔库茨克城内一座属于华商的庄园内，庄园外的卫兵和伊尔库茨克的市民一般都带着口罩，庄园内来回走动的穿着便装的特勤人员也同样戴着口罩，每一个进入庄园的访客都需要在门房接受军医的检查，这种完全不同的戒备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

“就像发明毒气弹的那些人一样，我们也早已经摆脱了道德问题的纠缠。我们在研究着这些病毒战场使用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研制疫苗，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在造福人类m•hetusｈｕ•com•cｏm！”

不仅如此而在51区的冷藏室内的同样存放着二十余万份后世制造的重感冒疫苗，尽管数量不多，但是足够给西北的精英阶层注射，但到现在除了自己在后世接种了疫苗之外，自己不过是仅给身边的少数几个人接种疫苗。

对此，作为卫生署疫病防控中心主任的伍连德看在眼中，听到耳中，除了一方面发电报要求司马返回西北主持大局之外。另一方面他依旧严格地按照既定的办法一丝不苟地督促落实，不容许有任何一点放松和疏忽。试着像1910年的东北肺鼠疫防治时那般，用自己的镇定和信心去感染其他人，就这样，在西北整个卫生体系在失望中顽强坚持着，而对着每天不断从各地汇报的感染、死亡数字的增加饱受着失望情绪的煎熬。

作为一名传染病学医生，方子南先择了用自己自己最擅长的行业报效国家。尽管他似乎从未适应军旅生活，甚至于军装常常令他局促不安，但他仍不妨碍他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内为国效力。

1763年3月，正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地区进攻印第安部落的英国的亨利·博客特上校，使用计谋，把从医院拿来的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和手帕，送给两位敌对的印第安部落首领。而印第安人从没得过天花，没有丝毫抵御能力，结果往往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少全部死绝，他们的土地财产全部被白人殖民者白白占有。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几乎灭绝，“天花细菌战”功不可没。

现在必须要返回西北，不计代价的挽回这一切，为西北的精英阶层接受疫苗，向民众开放防治药物，那些中药配方和中成都都是后世研究所的成果，后世试验证明那些中药和中成药对这种只能通过鼻部呼吸道感染的重感冒有良好的防治效果。

“……几天来在沿线的军营之中，已经有数千名官兵患病，他们大都是以十人或更多人为一组的方式来到医院病房，都是成建制的，几乎是一个染病、全班皆被传染。他们被安置在医院的帆布床上，野战医院的床位几乎都被占满，但仍有染病的战士源源不断地涌入，甚至于现在的野战医院不得不搭建帐篷用于安置这些战士。他们的症状大都是面色青紫，不断的剧烈地咳嗽，不时吐出血痰……现在有的战士甚至在公共场合戴上防毒面具，以避免自己感染重感冒！他们甚至都不相信口罩……”

命令不是来自复兴党部的杨秘书长，而是来自远在俄罗斯正准备归国的司马本人。全世界恐怕没有任何地方比西北更擅长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而民众同样热衷于宏大的群众集会，盛装大游行。只有通过经心营造的群众游行俯氛围，才能显示人民万众一心的意志，显示群众的创造力与力量，证实渺小的个人只有与伟大的集体目标相一致，才能获得个人在历史中的价值，从而让人们更轻易接受西北的口号“人民才是一切，集体才是一切”，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会始得参加者长时间处于难以抑制的亢奋状态，最终使得他们接受在集会中所听到的价值观念，集会是一种武器，思想上的武器，但现在为了安全，只能选择放弃！

共和二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遇刺，22日不治身亡。3月23日移柩至湖南会馆，6月26日葬于闸北象仪巷。国民党在此辟地百余亩，其中用于墓园43亩，并自湖州会馆起北至墓地辟一条长约2.5公里的道路，命名宋园路。宋公园是游行的终点站，之所以选择宋公园作为的游行的终点以及荪文发表演讲之地，中华革命党自然有着自己的打算。

自四天前，陆军医院发现第一例伤员感染重感冒后，重感冒便开始在陆军医院漫延开开。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势出现在他面前。陆军医院的数十间被隔离的病房内，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伤员的浑身是血。